而此次立法修正中所创设的权力机关监督制，通过《监察法》进行了明确，《监察法》第53条规定的监察机关接受权力机关监督的方式涉及听取和审议报告、组织执法检查、接受询问或者质询三项形式。
[9] 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关永强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1页。除了少数科学史专家，一般人对历史上众多发明创造一无所知。
[6] 这还只是西方历史上的发明。1765年，瓦特已经基本完成了带有单独冷凝器的蒸汽机的发明。瓦特出身贫寒，早年是机械修理工，并非爱因斯坦式的理论天才，却善于在实践中观察、思考并动手解决问题，对既有蒸汽机进行了重大改进。20世纪末，更发生了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为标志的信息革命。它可以使往复的直线运动变成回转运动。
重大科学理论和科学知识的出现，也可能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技术发明毫无关系：绝大多数重要发明如纽科门的蒸汽机、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织机和瓦特的往复式蒸汽机，都完全是由技术工人所发明的，而完全没有借助于新的科学理论和科学知识……1600-1700年间的那些重大科学发现，从伽利略的天文望远镜对月球表面和金星位相变化的观测，到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对太阳系的解说，与棉纺织工厂和冶铁工厂一点关系都没有。再增加了飞轮和离心调速装置，不仅使活塞的往复运动转化为飞轮的转动，而且由于飞轮的转动平稳，能由飞轮的轴输出动力带动工作机的轴稳定转动。[63] 陈璇：《正当防卫与比例原则——刑法条文合宪性解释的尝试》，《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6期。
其后，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被赋予推进合宪性审查的新工作职责。在实践上，对人大监督、央地关系、司法体制改革中的争议问题的教义学预备明显不足。相应的，以宪法规范的解释和体系化建构为主要任务的宪法教义学就获得了更大的功能空间。[26]在笔者看来，四十年来的中国宪法学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合宪性法秩序的建构，也就是取向于推进宪法的实施，推进作为最高法和根本法的宪法的真正落实，推进国家的法秩序接受宪法的价值贯彻和规范控制。
（二）作为立场宣示的术语选择 如果以十九大报告为分界点，我们可以发现官方在术语使用上的明显变化。比如，杜强强认为应注意到宪法规范与刑法规范之诠释循环而做到宪法和部门法的相互动态调适。
[13]可见这一问题一直广受关注。（2）充分，应该对法律草案中所有可能涉及合宪性的问题进行专门而充分地审查，不是一般性地说明草案合宪，而是就具体争议点也要有充分说明。[95]尽管在中国的合宪性审查体制下，进行宪法判断的仍然不是司法机关或者宪法法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进行的合宪性审查也更多是抽象审查而非具体个案中的裁判，[96]但无论如何，依据宪法规范进行合宪性判断的实践机制已然建立，而相应的教义学支撑也必须跟进。【美】H.W.佩里：《择案而审——美国最高法院案件受理议程表的形成》，傅郁林、韩玉婷、高娜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07]这种状况显然也不能适应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推进。郑磊教授的《宪法审查的启动要件》[110]是不多的专门以宪法审查程序为主题的专著，其目标是激活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审查权。[7] 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重大违宪行为的惨痛教训，促使人们高度重视新宪法起草中的宪法监督制度。国家机构领域较具水准的研究，往往借助政治学、社会学、组织学、行政学、经济学乃至历史学、财政学的范式，缺乏法学的内在视角和自我观察的自觉性。
正如杜强强所言，合宪性解释的方法还能弥补我国合宪性审查体制的制度性缺漏。经过学者们的再三申说，[32]宪法至上的观念如今已深入人心，成为在新时代进行法秩序的合宪性建构的学理基石。
改革开放以来，从宪法监督到合宪性审查的制度演进，以及合宪性法秩序的建构的学理准备，为新时代宪法学的自省确立了外部和内部条件。[112] 田伟：《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规范合宪性审查的程序类型》，《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201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33条和第34条，将《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中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和第十二自然段中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的历史性表述革命和建设修改为了革命、建设、改革。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训，必须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对于中国合宪性审查机制下的程序法研究，也有部分中文的外国法译介资料可供借鉴。[97] Thomas Oppermann,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und die Staatsrechtslehre, FS. 50J. BverfG, BⅠS.460. [98] 在此意义上，本土化的法教义学还应该具有更开阔的视野。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法律委员会在初步审议情况的汇报中说明，修订草案关于村民委员会与乡、镇人民政府关系的规定符合宪法规定。对于民法学界而言，新时代是一个民法典时代。
刘松山：《1981 年：胎动而未形的宪法委员会设计》，《政法论坛》2010年第5期，第94-95页。[47] 参见姜秉曦、张翔：《基本权利理论研究30年》，载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编《中国宪法学三十年（1985-2015）》，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7] 《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传》（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0页。201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44条，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此种制度演进，构成了当下反思中国宪法学发展方向的外部条件。[15]这一意见在设立宪法委员会的态度上开始有所松动。
王叔文教授明确反对否认宪法规范性的观点。[88] 杜强强：《合宪性解释在我国法院的实践》，《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第124页。[66] 参见范进学：《论中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特色与风格》，《政法论丛》2018年第3期。常安：《改革、修宪与宪法理论论争——现行宪法颁布30周年之际的一个学术史回溯》，《法律科学》2012年第6期。
该法最终通过时，第48条（原二审稿第46条）中的发现改为了知道，降低了该条文抵触宪法第40条的疑虑。[76]这一结论是否充分有力回应了相关合宪性质疑姑且不论，[77]但这一做法显然是在积极履行合宪性审查的职责。
据了解，宪法室主要承担的就是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新增的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监督、配合宪法宣传职能的具体工作。[38] 参见张千帆：《宪法变通与地方试验》，《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
在此意义上，所有参与立法的人，未必以法学知识的具备为必要资格，但却必须对宪法有较高程度的理解。宪法司法化尝试失败，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如何完善既有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制度。
[91] 张翔：《宪法释义学：原理·技术·实践》，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98] 此外，还应该看到，尽管法教义学被认为主要是取向司法的，但实际上，法教义学对立法也是天然有贡献的。同样的体现合宪性审查工作的表述也出现在了关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的审议报告中。胡锦光：《论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意义》，《政法论丛》2018年第3期。
三、制度设问：合宪性审查需要怎样的宪法学 本文第一部分已经概要说明了中共十九大以来有关合宪性审查的政治决断与制度安排。《立法法》第五章对备案审查的制度和程序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并创新规定了五大类国家机关（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大常委会）和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就可能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违法审查的要求或者建议，而且设定了处理程序。
拉伦茨曾总结法教义学对于立法准备的三方面任务：其一，将待决之务当作法律问题清楚地显现出来，并且指出因此将产生的牵连情事。在此意义上，宪法教义学研究必须与法律与社会科学研究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105]将符合经验科学学术标准的可靠论断纳入宪法秩序。
[55] 林来梵：《民法典编纂的宪法学透析》，《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黄明涛：《两种宪法解释的概念分野与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
